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
作者:柳万吉
遵义会议，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博古等“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及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中国革命也从此打开了新的局面。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博古、李德等人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截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浦）、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个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会议的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和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 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及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中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对遵义会议作出的历史性的、明确的肯定。
我们坚信，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遵义会议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遵义会议作为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