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求知求学探索真理之路（下） ——纪念建党100周年系列讲座之四

                              作者：柳万吉

       眼界大开的毛泽东继续他的求学探索之路。他把目光瞄向了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因为这个学校和第一师范一样，不收学费，膳宿费也低，“教育为立国之本”“毕业后为教育服务”，这符合毛泽东的愿望。这一想法得到了父亲的同意，并给他寄来了十块大洋。于是，毛泽东和两个青年朋友一起前去投考，他帮那两个朋友写了作文，结果，三个人都被录取了，他被编在预科班，在预科班读了一年。按当时学制，中级师范学校是五年制，预科一年，本科四年。

       1914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毛泽东便和300多名同学以及杨昌济、朱剑凡、黎锦熙等先生一起转到了第一师范。本来，毛泽东是应该转到本科的，由于当时的四师和一师招生时间不一致，四师是春季始业，一师是秋季始业，所以转过来还是读预科。因此，毛泽东是1913年春天考入第四师范，直到1918年暑期才从第一师范毕业，一共读了五年半。

        第一师范学校自然环境优美，背靠妙高峰，俯视湘江，原来叫城南书院，是南宋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地方。这所学校以校风优良而著称，也是湖南革命活动开展最早的学校。在“五四”运动前后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由于革命大潮的推动和一些进步教师的影响，使很多师生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使这里成为湖南省革命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更为重要的是，这所学校不仅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宽敞舒适的教学环境，还有一批思想开明、学识渊博的教师。毛泽东很珍惜在第一师范度过的七年（学习五年半，在附小当教师一年半）峥嵘岁月，他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的。确实，在这里毛泽东不仅学到了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确立了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坚定地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远大理想。

       在第一师范，最器重毛泽东，也是对他影响和帮助最大的是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曾有过一个很短的时间，毛泽东忽然不喜欢第一师范了。那是1915年春的一天，图画老师把一个花瓶，一把茶壶，几只杯子放到教桌上，让同学们照着样子画下来，教“静物写生”。毛泽东在白纸上信笔一挥，画了一条横线，再在横线上边画了个半圆，在旁边注上李白的诗句：“半壁见海日”。不到两分钟便走出了教室。

       这件事很快被杨昌济先生知道了，他找到毛泽东说：“图画课也很重要啊，师范学生什么都要懂一点，将来毕业出去了，如果那只是一个乡村小学校，只请得起一个教员，图画课还上不上呢”？毛泽东端端正正坐着，答不出来。杨昌济是了解他这个得意门生的，他偏重于国文、历史、伦理等社会科学知识，切能很好地联系中国社会的现实，而对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却重视不够更不用说图画课了。于是便说：“润之，你读书的兴趣，是不是偏重于文科了，对于其他学科，你研究得怎么样？”毛泽东坦率地承认：“杨先生，我是在研究社会科学。我觉得，在当今之中国，一定要从哲学和教育学入手，我记得有人讲过：‘欲动天下者，先动天下人之心’。因此必须首先改变民心，然后才可能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用别的办法是徒劳无功的。”杨昌济听了，心里怔了一下，深邃的眼光仔细打量着毛泽东，然后说：“是这样吗？你想过没有，现在已经进入20世纪了，这是科学的时代，是蒸汽机和来复枪的时代，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不懂得自然科学，也是不行的呀！你读过达尔文和赫胥黎的书，要知道，他们都是生物学家，既关心社会的变革，又精通生物的进化......”杨昌济的话，一字一句都打在毛泽东的心坎上，他感叹地说：“是的先生，我也知道自然科学很重要，只是......，我已经21岁了，我总在想，古往今来，多少忠臣良将都是少壮有为，为国建功立业，名标青史，而我们偏偏生逢乱世，国运艰危......”说到这里，杨昌济掏出怀表看看，说：“我要上课去了，星期天来我家好不好？”毛泽东是经常去先生家的，便点头说“好，我一定去”。

       一连几天，毛泽东心里总在想着杨昌济的话，他觉得先生的话是对的，师范生一毕业就要当小学教员，的确是什么都要懂一点。但这里的课程实在是过于繁杂，近20个学科，简直像个杂货铺子，教学法又很呆板，宝贵光阴就这么白白流逝，实在是痛心啊！想到这里，他拍案而起，毅然决定：退学！坚决退学！找一份工作，一面工作，一面自修，努力专研哲学和伦理学，专门去探寻人世间和宇宙间的大本大源，追求真理！

       毛泽东如约于星期日来到了杨昌济家，当他把自己退学的想法说出后，不仅杨先生，就连他14岁的女儿杨开慧都感到十分惊讶。杨昌济耐心地进行劝导：“润之，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不赞成你的决定。20世纪是科学昌明的世纪，各种学科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不能只靠个体的力量，而要靠集体的力量。你想退了学，个人去自修，这不是个好办法，最好还是有教师的辅导，有朋友的切磋。古人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学问学问，好学还要好问。我们不能否定教师和朋友的作用啊！”毛泽东看到杨先生这样满腔热情，心里很是激动。仔细一想，觉得退学的想法可能是一时冲动。他是个善于思考，反对盲从，从不改变信念的人，但是，对于自己不正确的想法，只要认识到了，就会毫不犹豫地坚决舍弃。自此以后，毛泽东安下心来认真读书，着重研究他最感兴趣的“社会问题”，并积极参与校内外的许多社会活动。他开始懂得“群体”的重要作用了。他认为，为了研究学问，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就必须结交一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并且组成一个坚强的具有革新精神的团体。

       通过一系列社会活动，毛泽东结交了一批好朋友，如张昆弟、何叔衡、萧子升、萧子章、蔡和森等。其中蔡和森和他最要好。蔡和森是湘乡永丰镇人，是一个聪明绝顶的热血少年，学习成绩极好，在第一师范只读了一年就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堂。后来成了毛泽东最真诚的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毛泽东还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布《征友启事》，说他迫切需要和爱国青年交朋友，希望对方是不怕一切艰难困苦的人，能够舍己为人，舍家为国，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征友启事》发布初期，应招的人并不多。一个星期天，蔡和森去找何叔衡，见他手上拿着一张报纸，两个人相视而笑，原来是同一张《征友启事》把他们召到一起来了。不久，毛泽东来了，他手上也拿着一张报纸，三人都哈哈大笑，毛泽东说：“没想到，征到了两个老朋友！不过，另外还有一个半。”何叔衡不解地问：“怎么人还有半个的？”毛泽东说：“有啊，有两个中学生，一个是罗章龙，态度很明确；另一个叫李隆郅，态度还不明确。可能是要求太高了，也可能时局太混乱，有些人担心政治上有风险。”三个人议论了一阵，觉得这个“征友”活动还要继续下去，标准一定要严，不能降格以求，一定要志同道合才行。

       到了2017年冬天，毛泽东的好朋友越来越多了，他想，离毕业只有半年了，很快就要走向社会，今后如何加强朋友之间的联系呢？又怎样发挥大家的能量，来为改造社会尽力呢？他多次和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等人商量，决定建立一个精粹的团体：“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并定名为“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正式成立了。成立大会在蔡和森家召开，由蔡和森主持，毛泽东担任记录，到会的有萧子升、萧子章、何叔衡、陈赞周、毛泽东、邹彝鼎、张昆弟、蔡和森、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谛、叶兆祯、罗章龙。请假没有到会的还有8人。这说明新民学会已有成员21名。到会人员经过热烈讨论，确定了学会的宗旨、会员的纪律、发展会员的手续。其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员纪律：“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发展会员手续：“经过本会会员五人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这表明：这个组织是高尚的、严密的、认真的，不是一般随随便便的团体。不久，他们又在第一师范附小召开会议，决定新民学会应尽力推进留法运动，并派蔡和森马上去北京，负责筹备工作。蔡和森6月23日离开长沙，到北京后连续给毛泽东写了几封信，说明他在北京的接洽情况，并急切地希望毛泽东尽快到北京去，一是已是北大教授的杨昌济希望毛泽东到北大去学习；二是勤工俭学的事也需要毛泽东“指教”。毛泽东于8月19日到达北京，同去的还有张昆弟、萧子升、罗章龙等24名新民学会会员及其他进步青年。毛泽东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杨昌济先生，他向杨先生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希望在战地上自修，十分需要杨先生的帮助，帮我找个职业，让我在北京住些日子。一方面协助蔡和森办理勤工俭学事宜；另一方面也想投进这新的潮流，开阔我的眼界。”杨昌济答应了他的要求，把他介绍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教授，让他当一名图书馆助理员。

       北京大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这期间由蔡元培担任校长，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聘请了许多海内名流担任教授，除杨昌济外，还有鲁迅、陈独秀、李大钊、马寅初、马叙伦等一大批新人，可谓群贤毕至，气象一新，使北京大学很快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毛泽东的工作地点在第二阅览室，离李大钊的办公室很近。他本来是个“时事通”，这样的工作环境使他如鱼得水，他可以随时阅读各种报纸，查阅各种资料，还可以随时请教李大钊。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变化。

       在毛泽东来北京之前，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中国的报纸虽然也发表过简短的消息，但没有在全国产生太大的政治影响。11月15日出版的第五卷第五号《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李大钊的重要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赞颂了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大声疾呼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的凯 歌的声音，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期间，李大钊还向毛泽东推荐了《共产党宣言》。一本《共产党宣言》和李大钊的文章，对正在“上下而求索”的毛泽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后来他自己也曾说过：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还单独去拜访过陈独秀。他说：“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任何人。”后来，杨开慧问他在北京的半年有什么收获时，毛泽东毫不犹豫的说：在北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以前，我确定要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可是怎么样呢？并不清楚。对于19世纪的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乌托邦主义、旧式自由主义等，都产生过一些模糊的感情。自从读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关于十月革命的文章以来，才开始怀疑那些东西。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中才真正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看到了劳动者解放的道路！

       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参加并组织领导了湖南的爱国运动。并创办了《湘江评论》，研究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了他践行真理之路，也开始了他影响中国与世界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